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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们，尤其是宋朝以后，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平时袖手谈风月，临事一死报君王。平时不习武，而是流连于诗酒歌舞、风花雪月；一旦国难当头，则一死报君王。这种行为确实气节可嘉，但结果又能怎么样呢？细数我们崇拜的那些留名于青史的忠臣们，绝大多数都是失败者。饮鸩就戮，从容赴死，喊两句口号，看似厉害，但这样的死有用吗？真正地考究起来，结果往往是残酷的——这种行为于国事无补。宗泽除了有以死报国的气节，还用行动将中原形势经营得一片大好，这实在是很不容易。

宋高宗不接受宗泽的建议，除了出于防范宗泽之外，他最隐秘的心结在于他父亲和哥哥的问题上，在于他的法统和出身上，在于从小他们母子的那种唯唯诺诺，甚至可以讲是寄人篱下的感觉上。平时他母亲不受宠，自己也遭到父皇、皇兄的冷遇。一旦遇到危难，父兄就想起他来，危难一解除，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立刻褪去，他又恢复到以往的平庸和低下。这个时候的宋高宗，心理跟当年出使金营的豪气干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仅仅是过去了一年多点的时间。而且宋高宗可能也尝到了做皇帝的快乐，尝到了皇权带来的好处，更不想把皇位交出去，所以宗泽也只能是含恨而终。

【宗泽死后，中原的大好形势全面崩溃。金军进一步加强了进攻，一心要灭掉新建立的南宋政权。而此时的宋高宗，却只知道一味逃跑，这时又有人给他上书劝谏，那么这个大胆上书者是谁？他最后又落下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第八讲：书生抗金（5）

宋朝的中央官学叫做太学，当时有一个叫陈东的太学生上书宋高宗，劝谏高宗要以宗庙社稷、黎民百姓为念，不能总是逃跑。除了陈东，还有一个叫欧阳澈的百姓也给宋高宗上书。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宋朝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太祖皇帝留有遗训：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任何人给皇帝上奏折，不管对国家的战守大计，还是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是没有死罪的。所以连一个没有品级的太学生，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劝说皇帝不要跑。

只是宋高宗去心已定，这两个人的上书把他给惹怒了。宋高宗身边那些一贯反对打仗，主张议和的奸臣们，看出龙颜不悦，便见风使舵地讨好皇帝说，随便一个读书人、一个老百姓，都想对国家大政品头论足，任意指摘，此风不可长。宋高宗问应该怎么办，奸臣神情肃杀，以手作砍杀状。宋高宗沉吟半晌，反复权衡利弊：他们只不过是劝我别跑，杀了他们有违祖例，恐遭人诟病；只是如果此例一开，谁都对大政方针任意指摘的话，以后必定导致皇上诏命、朝廷意旨虽令不行。此时，王云惨死于百姓拳脚棍棒下的情景又浮现在了宋高宗眼前，宋高宗心底冒起一股凉气，于是下令杀掉这两个人。

应天府的府吏去陈东家里缉拿他时，陈东正在读书，他一看来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陈东说，你们别着急，我肯定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饱餐一顿。他吩咐家人炒菜烫酒，然后自斟自饮起来。用过酒菜，陈东说要去趟厕所，小吏面露难色，担心他趁机逃跑。陈东哈哈大笑，说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说了跟你们走就一定跟你们走，不用多虑。最后，陈东被带到了应天府，不久便被处斩。后来，欧阳澈也遭到了同样的处置。

宋朝本来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王朝，而且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但陈东二人被杀，却开了一个恶例。后来主和派之所以能够控制话语权，能够钳制言论，就跟这件事有关。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宋高宗忘了一点，陈东是太学生，代表的是士林；欧阳澈是平民百姓，代表了农民，处斩这两个人，就把士林和农民都给得罪了。而且宋高宗迟迟不去迎回二圣，不思恢复中原，寒了王彦、王善等中原志士们的心；宗泽三呼“过河”而亡，朝廷没有任何表示，寒了守城将领们的心；主战派连连上疏要求高宗回来，高宗都不回来，寒了抵抗派的心。宋高宗的身边，就只剩下一群主和派和宦官，他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宋高宗把不该得罪的人全得罪了，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宋高宗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对任何人都抱有戒心，而且父兄巨大的阴影又笼罩着他，他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有之后的所作所为了。

第九讲：逃跑皇帝（1）

中国古代，但凡开国的帝王，身上都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当然许多都是后人穿凿附会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