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1/4 页)

笱�难г涸撼ぜ嬷形南抵魅危�哟酥铝τ谥泄�糯�难а芯俊�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八年，广泛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延安之行（1）

此次延安之行给梁漱溟的第一个印象是边区自然环境的恶劣。梁漱溟坐军用卡车往延安，一路上军用公路的宽度、坡度和转弯角度均不合公路规则，他回忆说：“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延安枣园毛泽东故居

到达延安后之所见所闻让梁漱溟对延安产生了好感和敬意。尽管延安的自然环境恶劣，但延安共产党人却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在延安，梁漱溟先后参观了学校、机关、政府等，感受到“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的”，生活在延安的人们，每天“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至为感召流通”。这种景象使热心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感慨不已，这种生活场景正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奋斗的理想，他由衷地评论道：“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

梁漱溟延安之行的目的当然不是简单地参观边区人民的生活，他要由对延安边区的考察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判断。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以及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梁漱溟认为“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要求与国民党和全国各党各派合作，并非策略和手段，“不是饰词”，并且梁漱溟认为，中共现在的纲领“与我们的乡村建设十分接近”。但他同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变成真正的乡村建设者，“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纯粹以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眼光来观察政治，而显示出的是他对实际政党政治的无知和一厢情愿的理解。而正是这种无知却又显示出梁漱溟以一介书生于抗战期间投身政治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道德感和参与意识。

梁漱溟访问延安期间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更是体现出了梁漱溟个人性格中的直率和儒家学者的“迂阔”，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他令人窘迫的提问和单刀直入的说话方式以及他严肃的表情是如何使谈话屡次陷入尴尬和难堪。在梁漱溟与中共领导人的一次会谈中，他问总书记张闻天：“造成1927年国共分裂的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国民党目前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致使共产党愿意在第二次统一战线中与他们再次合作。共产党的目标不是要夺取全国政权吗？”张闻天回答说：“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夺取全国政权，但不是在现阶段。”梁潄溟继续追问：“革命党必当首先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要夺取政权呢？假如你说我们不一定自操政权，那么我想知道，如何实现你们的共产革命。”而对这一追问，据梁漱溟回忆说，张闻天“仓促之间未能给我好的答复”。在这里我们看到，梁漱溟对中共持一种近乎严厉和苛刻的态度，在迂阔之外，梁漱溟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而他的这种迂阔和直率是出于“帝王师”的高度自信还是纯粹的不谙世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迂阔和直率却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命运。

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延安之行给梁漱溟印象最深的是他与毛泽东的会谈。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甚好，他认为毛泽东“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