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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尽管在棕榈滩海湾的经历实在是糟糕透了，但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皮肤晒成漂亮的棕褐色——这种棕褐色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我昂首阔步回校时，哥伦比亚大学那群“白人”学生们长时间地踩着响亮的脚步迎接我的到来。

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信托基金。第一种是“固定信托”，这种信托毫无特色可言，即银行作为受托人持有既定的一组普通股股票（这就是“固定信托”这个名字的由来），每个股东按比例持有同样的证券组合。其次是“管理信托”——就像我们的“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一样，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调整证券组合。这种信托基金并非天生就有缺陷；事实上在英格兰数十年的经历就证明这种信托是成功的，尽管像其他任何金融机构一样，它的成功也依赖于诚实的经营和正确的策略。然而在20年代后期的投机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大金融公司都卷了进来，那些向来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公司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进行着狂热投机。

许多证券公司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并向客户出售它们的股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三重利润的引诱：发行股票时的溢价，经营投资公司所得的管理费用以及替人买卖证券所得的佣金。亨茨公司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条件并不比别人差，所以他们也要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而且他们自认为条件可能比别人更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说服本·格雷厄姆来主管该公司。我对这个职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清楚我不可能像在“共同帐户”那样取得20％—50％的利润分成（虽然我现在得与杰里·纽曼分享“共同帐户”的收入）。但亨茨公司的合伙人执意要我过去主管该投资公司。他们谈到要将公司基金的规模扩张到2500万美元，谈到我作为大公司的老总将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允诺要跟我订一个长期合同，据此可以保证我享有种种好处。杰里·卢因对此也是满腔热情；他以善于捕捉市场时机而闻名，而我则在发掘特殊证券（或者说价值被低估的证券）和证券综合分析方面是公认的权威，因此他希望能将我们的长处结合起来。我被这些优厚的条件吸引住了，于是我们谈了几次，看看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我与伯纳德·巴鲁克出人意料地交往上了。大约一年前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大人物，并且在投资方面向他提了些建议（这些投资都是“格雷厄姆式”的），所有的建议引起了他对证券价值问题的浓厚兴趣。其中有普利茅斯·考德奇公司（Ply…mouth　Cordage）的股票，当时的市价是70美元，但它的利润和分红都很丰厚，而且每股光营运资本就超过100美元。另外还有佩珀雷尔制造公司（Pepperell　Manufacturing　pany）的股票（该公司因生产床单和枕套而家喻户晓）以及海伍德—韦克菲尔德公司（Heywood＆Wakefield）的股票（该公司是婴儿车行业的主要厂家）。按对私营企业的一般评判标准分析，它们的市价都已低于它们的最低价值；与当时热门股票的高价相比则更是低得可怜。这种不一致表明了2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性，那时投资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产业前景（电器与化工是热门产业）、公司规模以及在行业内的支配地位（如列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的股票）或者公司的近期增长业绩上，此外他们还受到那些操纵股市的投机家鼓惑人心的宣传的影响。那些不在受人欢迎行列但却拥有丰厚资财的公司，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出色，这些年里却被人冷落，股票价格一直非常低。

巴鲁克先生屈尊听了我的分析，同意我的看法，买进大量上述股票。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认同我的建议这件事本身无疑就是对我的努力的丰厚回报。当然在某种程序上他是正确的，因为光是这一信息（即他的判断与我的判断相符，他的经济利益与我的经济利益一致）本身就使我获益匪浅。巴鲁克曾两次试图帮我进入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我和他均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其中一次成功了。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我，而只是为了增加他自己的投资额。我这一生中与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有过无数次接触，但从未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恩惠，也从未听说他曾帮助过别人。他有些爱慕虚荣，这种虚荣心使得一些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受到了损害，而他向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捐献巨款的动机也是源于这种虚荣心，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慷慨大方，因为这能为他赢得广泛的认同与赞赏——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几次交谈。他的办公室在公平大厦的顶层——公平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