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分裂的新党(第2/4 页)

何时了？又岂能让国是之重，陷于个人恩怨之泥淖之中呢？”

所谓国是，俗人偶会误读为国事，就是读得小之又小了！

国是者，国家政策方略之总则。大宋皇朝，自绍圣以来的国是，自然便是恢复了当年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定下的“维新图强、富国强兵”的大略。

正是这样的国是，与保守派所遵循的“韬光养晦、轻赋息兵”针锋相对，所以这才引发两党不惜生死的搏杀：很简单，国是既定，反对或不遵守的一方，便成国贼，人人皆可诛之。即使是在大宋的宽容式的政治斗争中，也免不了被远徙岒南恶地、身死他乡之难。

所以，秦刚抛出来的最大善意就是：苏轼的出相，不会涉及当前国是的否定变更，这既是从另一个方向消除了党争的弊端，更是对章惇进行最大程度的示好。

为何要向章惇示好？这是因为章惇既是当前新党名义上的领袖，同时他与其他一帮或是钻营谋私、打击政敌的宰执所不同，却是大宋朝廷中少有的治事之臣，而且是能臣！

这也是秦刚与苏轼所取得的共识。

“坡公常道章相乃是一代异人，功名将相，不在话下。朝政有章相，何虑召门人弟子来滥竽充数。而秦刚不入中枢，却有私心不敢隐瞒：拓海谋疆，兴贸增税，上安陛下之愿，下慰黎民之心，此事没有个三年五载，也是难有成就，所以却也容不得觊觎两府之心啊！”秦刚更是以轻松的语气，化解了横在章惇心中的最后一大疑问。

“哈哈！徐之你是过谦了。”章惇的脸上也露出了今天难得的微笑，“以你的功绩与才干，老夫早有谏议，要招你入枢重用。但还是陛下惜才，唯恐反有捧杀之害，却不曾想徐之在外放时，犹为国之栋梁。尔之心意我已明白，不入两府之事，当不得真，当不得真。”

其实章惇是不明白历史的大势，以他现在的认知来看，赵煦正值壮年，虽然身体不佳，但毕竟有着当今最好的医疗条件，只能能像神宗那样再活个十几年，总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此时皇子已诞，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

而对于苏轼，要是继续留在岒南那是另说，但如今北返，宋时宰执多有长寿，从文彦博到富弼，还有至今在菱川书院的苏颂，都有七十多岁的高寿。即使再有政治风波的变动，他觉得自己与苏轼的这个左右相，稳定个五六年还是有可能的。

而五年之后，秦刚将步入而立之年，累以这几年的功绩，恐怕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在那个时候步入两府的步伐。所以，他还不如自己说句漂亮话，送个顺水人情罢了。

但是，秦刚今天与章惇所讲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他的超前历史眼光与苏轼丰富广博的政治敏感共同推导出来的严密计划。

包括承诺苏门弟子不入朝为官，既有当前流求的发展根本就离不开秦观等人的原因，更有他向苏轼描绘过了自己希望能够自下而上，从乡村的乡约自治开始，逐步撼动并改变大宋积弊多年的政局朝局的宏伟计划。

恰恰是这些表面上的大幅让步，让章惇看到并感受到了秦刚的诚意。

事实上，在之前堂兄章楶的劝说下，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四分五裂的新党已经难以再次凝聚成一个可以一致对外的团体，且不说这次是天子之心的变化在前，朝中曾布、朝外吕惠卿，说不准哪个人就会抓住某个机遇，而摇身一变成为天子眼中最合适的“建中”重臣！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自己率先变身。

政治这种东西，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所有的结果，都是留给胜利者书写的，别人指责他章惇背叛了新党，而他却可以提前站出来，声称是他在今天的紧要关头，站在了独擎新党大旗不倒的要点高地。

这便是先机！

正事谈毕，两人缓步走入一旁不远的正殿之中。

殿中便是东皇太一的高大神像，自下向上看去的像身已被装饰得金碧辉煌、威严无比。

在香案之前，先由章惇上前敬香、随后便是秦刚，再之后，两人一同跪下行礼，似乎很是心诚，又似乎只是在走一个过场。

当朝宰相来此敬香，他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及附近自然已经被清场，既不必担心会有外人打扰，也没有闲杂的道士随候盯着他们能随多少的香火钱——虽然中太一宫的道士们根本无须在乎这点小钱。

两人拜完太一神后，出了正殿，一人向东、一人向西，仿佛是在这宫观中偶然相遇的两个普通香客一般。

秋风萧瑟而起，落叶随风飘散，已经沉向西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