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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真正自家人的晚宴。长条桌上，范妮坐在爷爷的右手边，叔公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本来应该是女主人坐的位置。虽然这不是规矩的坐法，但到底也有自己的道理，叔公总算是家里的长辈，范妮是今天最重要的人。

范妮坐下后，将餐巾在腿上搭好，她记得维尼叔叔卖出了一幅小油画给离任的美国领事以后，带她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公司大餐。当时他不想请郎尼叔叔，因为他永远是吃白食，不肯回请的。因为不请朗尼，所以也不好请爷爷一起出来，他们只好两个人去庆祝维尼叔叔第一次把画卖出了五百美金，那是个天文数字了，还是绿钞票。那一次，维尼叔叔教过她这个规矩。在家里，范妮有时用刀叉吃炸猪排，但不用餐巾。

她偷眼看了一下爷爷，他也将餐巾搭在腿上了。

这时，她看到夹在爸爸妈妈中间坐着的妹妹简妮，她拿着餐巾迟疑了一秒钟，然后象爷爷那样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简妮只用了一分钟，就从爷爷那里学会了餐巾的放法。范妮最恨妹妹的机灵，那种像上海人一样的机灵。对范妮来说，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妹妹与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自己平起平坐，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就意味着范妮的失败。

简妮向范妮望了过来。她知道范妮会想要看她的笑话，笑话她是没有进过红房子西餐馆的乡下人，范妮一向将上海以外的人称为乡下人，就是自己在新疆的亲人也不例外，而且更加苛刻，好象他们都欠了她一样。简妮的眼睛很大，而且特别的黑白分明，有着像探照灯一样的神情。当简妮和范妮的眼睛对视的时候，简妮把自己的眉毛往上挑了挑，简妮要让范妮明白，自己刚刚也看到了她偷眼观察爷爷，她们两个人其实一样，都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范妮最恨妹妹这种不甘心。

简妮跟着爸爸妈妈学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小时候吃的奶粉，念的儿歌，穿的皮鞋，都是潜心万苦从上海带去。即使是生活在新疆，爸爸妈妈也坚苦卓绝地将简妮养成一个上海小孩。在大学里，同学都以为她是上海考生，她也从不说起家在新疆，而是和上海同学一样，每个星期六回家去，把衣服带回家来洗，说上海话。可是，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发音的微小的区别，发“ou”这个音时，简妮的生硬。简妮有时和叔公用英文说话，范妮听着，什么都不说，简妮常常说出一些非常文雅的英文词来，范妮听不懂那些长词。但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一个一个地捉着她发音里的那个“ou”，心里轻轻说：“到底不是上海人。”就象听爸爸妈妈说话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长大的人，但是说着说着，就转成了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绝不是上海人的那种普通话，而是地道的新疆普通话。他们到底从二十岁到新疆，大半辈子都不得不说带着兵团味道的普通话。爸爸妈妈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但他们的手，却是和脸大不一样的粗红，指甲大大地包在手指尖上。范妮知道他们的手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她和简妮的手都是薄薄的，细长的那一种。为了不要强调他们的手，爸爸妈妈从来不戴戒指。

范妮知道自己恨得莫名其妙，但她忍不住为已经能看出来不是上海人了的父母和妹妹而感到耻辱，就象为自己家的败落感到耻辱一样。她恨他们到底不象上海人，不象是这个家走出来的人，但是范妮也恨他们将自己硬占在上海人的位置上，想要和自己平起平坐。有人说，这是因为范妮从来没有跟着父母在新疆长大，没有感情。但范妮觉得他们要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倒不一定这么恨他们。

简妮和范妮隔着桌子对望，她们的长相里都有一种硬，范妮是硬在笑的时候，简妮是硬在看人的时候。

她们彼此都确定对方是在妒忌自己。

简妮的功课比范妮好得多，她考上了爷爷当年学的电机专业，而且还是交大的优等生。因此简妮觉得自己才给爸爸争了光，给爷爷争了光，给王家争了光。而范妮的作派比简妮洋气，说起美国的事，象是说上海一样熟悉，范妮觉得自己才代表了王家留在上海的一支，虽然穷了，可是没有走样。她们两姐妹都觉得，自己才最象是从这个家里走出来的人。

但是实际上，她们只知道自己家的祖上当过美国洋行的买办，很有钱，后来，逃到香港去了。可他们对香港的那一套规矩一窍不通，又看不起那个小地方，自以为从大上海来，不肯用心，就慢慢地败了家。她们并不知道更多的，也无从知道，爷爷对自己家过去的事避而不谈，外人的谴责，类似买办是帝国主义帮凶，卖人口，贩鸦片，都是他们干的坏事，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